中国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中,民族融合斗争进程从未停止过,公元1279年,大漠的蒙古族灭掉了南宋,统一了中国,但当时阶级对立和民族矛盾并没有缓和下来,在社会意识形态格宗教文化方面也呈现了歧异多元的现象。
蒙古族人风俗是秘葬冢,连其英雄圣祖成吉思汗也不例外,自然元朝一代在陵墓建筑石刻方面无所建树,但元世祖忽必烈却以其雄才大略,在今北京扩建了举世闻名的元大都,元大都的宫殿建筑穷奢极欲,采用了很多稀有贵重的材料来装饰豪华的宫殿,其中也有大量石雕装饰构件,当时建筑与室内装饰用的大理石,汉白玉等石料加工工艺也比较发达。
西藏化的密宗佛教——嗽人物雕塑嘛教,在元朝受到统治者的高度尊崇和礼遇,因此喇嘛教风格的庙宇,白塔,木石雕刻的造像,建筑等宗教艺术在全国普遍盛行,现存的北京北部居庸关内镇的云台,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建筑石刻艺术。
从前者的装饰风格看,蛇与前代的汉式传统风格有所区别,是元代雕刻中的杰作,喇嘛教的建筑和雕刻形式,对明清艺术影响是深远的,如过街塔在明代仍在建造。
蒙古元朝统治者,勇于开疆拓土,铁骑横跨欧亚,无形中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,也进一步加强了中西交通,所以元代中国也产生了中亚风格的伊斯兰教建筑,此外还有基督教,婆罗门教,摩尼教石刻,这些碑石,柱式,神话雕刻,飞城市雕塑天形象都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。
在元代道教也极为盛行,仅次于佛教,远在金大定七年,王重阳创全真教派,其后全真教著名道士宋德方及其门徒于蒙古窝阔台统治时期,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的龙山之崩,修建了道教石窟。
元代蒙古贵族的习俗与中原汉人不同,因而作为世俗生活反映的墓葬人俑和明器已不多见,仍然因袭旧习俗的少数汉族官僚虽用雕塑人俑和明器随葬,但也罕见石刻作品,反而是为适应各种生活摆设玩赏的小石雕日渐增多,其所表现的题材和形式也多种多样,这是石雕艺术挣脱宗教的束缚,逐步走向现实表现的一种趋势。
自元代工冕以花乳石为印章肇始,因石印易于受刀,广场雕塑为时人竞相采用,遂至盛行,以寿山石作印材,除了柔而易攻之外,尚有洁净如玉,色彩斑斓等优点,备受各方人士青睐,寿山石印章广泛使用钮雕,也于明代勃兴起来,成为寿山石雕的一种特殊品种和艺术,本世纪50年代初,福建泉州苏大山先生捐献的明朝李卓吾遗印两枚,是清朝同治年间修林李小宗词时出土的,一镌白文“李贽”,一镌朱文“卓吾”,钮刻单狮,蹲坐侧首,神态淳朴,这是迄今仅见的明代寿山石印钮艺术晶。
寿山石钮雕始以古兽为主,逐渐发展有博古图案,翎毛,鱼虫,花果,人物等品类,印钮虽小,却吸引了不少石雕艺术家在印钮上呕心沥血,费尽心机,景观雕塑以高超的技法与深厚的艺术修养,赋方寸以万种风流,清代杰出的雕刻家杨玉璇,周尚均,也是雕钮高手,杨玉玻的钮饰风貌是集古代玉至铜印的规范,充分发挥寿山石柔而易攻的特色,施以精艺,突出兽钮的神,情,趣,因而活灵活现,栩栩如生,周尚均制钮与杨玉璇的风格不同,以华茂,清灵,流畅著称,且常用夸张手法强化形象,达到微妙人神的境界,他还善于撷取些纹图案刻博古平钮,并在印台四周刻浅浮雕锦褥纹和取古铜器图案加以演变作边纹,周尚均的博古图案直处平整,转角处圆浑流畅)图案间隔紧密,有针线难人之妙,堪称一绝。
清同治光绪年间,福州“东门派”鼻祖林培谦亦精干印钮与博古图园林雕塑案的雕刻艺术,所刻兽头形态,刀法灵动,须发均用开丝,从不间断,其得意弟于林元珠所刻印钮,道健有力,神态逼真,尤精干须,鬃,毛,发的刻划,“东门派”刻钮的后人颇多,杰出者如林元水,林友清,郑仁蛟,林寿煁,周宝庭等,他们虽承师法,然各有新意,尤其是周宝庭的兽钮雕刻能兼融东,西门流派之风韵,总结出古兽钮百余种名目,是寿山石钮雕的一代宗师。
“西门派”本来就以治印雕钮作为本门派的宗业,因此从潘玉茂开始,到潘玉进,玉泉兄弟,以及后续弟于林文宝,陈可观,陈可铣等都是雕钮名家,作品风格与“东门派”遏异,以古雅大方,浑朴厚重,深得文人雅士的珍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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